过去，人们管蒋跃年这样的传统手工业者叫“艺人”，即以手艺为生的人。“现在都改叫工匠了”，蒋跃年说。
是“艺人”？还是“工匠”？或许对绝大多数手工业者来说并无所谓，可对于在长江刻字厂的篆刻岗位坚守了四十年的蒋跃年来说，“艺人”这个字眼绝对是更传神和确切的表达。因为刻章这件事儿，既是技术，也是艺术。既是制作，也是创作。
方寸间的艺术世界
蒋跃年的生活特别简单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早睡且早起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“现在朋友聚会很少去，睡前也不玩手机。”外面的世界似乎是别人的，蒋跃年只珍惜自己的“方寸之地”。
蒋跃年说，别看这一方印仅方寸大小，却气象万千。这里头，有中国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融合。“中国的汉文字本身就是艺术的载体。古人在创造文字的时候，仰观于天，俯查于地。这文字是有生命的。”
蒋跃年喜欢颜字。他说，颜真卿一生耿直忠诚，位高权重，也终以身殉职。所以，颜真卿的字宽广、大气，饱含着他的高洁品格和精气神。
在从事篆刻艺术的四十年里，蒋跃年一有空就会提笔练字。“因为书法是篆刻的基础。”他说，一方好印和一副好字一样，讲究节奏和韵律，要做到疏可跑马，密不容针。
早在数百年前，明清的不少书画大家就十分重视印章的使用。有起手印，有落款印，不同的字幅还要配不同的印，起到点缀和平衡布局的作用。
蒋跃年自己的书法作品
蒋跃年说，一副字画若不配一枚得体的印章，就少了整体感与完整性。而所谓的“得体”，不仅是审美层面的舒适和均衡，更要触摸到字画创作者的灵魂。直到现在，蒋跃年接待的顾客里，若有刻印作为艺术使用的，蒋跃年必先要看看对方的字画作品，再给他配风骨契合的印。
顾客体验比过瘾重要
蒋跃年所刻金秀贤印
蒋跃年会练不同的字，也会学不同的篆刻派别。单是明末清初，印坛就有浙、皖两大流派及较知名的“莆田派”、“云间派”等等。蒋跃年不仅要究其形，更要取其神。
“顾客喜欢的风格各不相同，有喜欢酣畅的、潇洒的，有喜欢严谨的、规矩的，也有喜欢古拙的、质朴的，掌握的派别越多，越能游刃有余地应对不同人的不同要求。”
不过，具体到对每一种风格的掌握程度，就要看个人的“修行”了。蒋跃年说，篆刻这一行是真正的学无止境。过去的每一天，他都在不断地颠覆自己的过往。“有时候，面对一个星期前，甚至一天前的作品，再看几眼，就会把它否定掉。”蒋跃年刻字如同临帖一般，“同一幅字，临摹十年，年年都有不同的体会。同样一种篆刻风格，描绘百次，次次都会有新的灵感。”
近几年，社会上对蒋跃年所在的长江刻字厂这种“博采众长”的篆刻理念有一些不认同的声音。“他们说长江厂的东西俗，太讲究实用主义，没有风格，也谈不上艺术。”
可蒋跃年并不放在心上，他只谨记一条，长江厂的人并非做不出自己的风格，只是比起才情的挥洒，他们更看重顾客的体验。即便有些顾客是奔着蒋跃年的名头而来，不提任何要求，蒋跃年也要小心地询问对方的年龄、职业、性格特点、印章用途。蒋跃年说，每一个篆刻作品都要有印章主人的精气神，这方印刻出来，要和主人有共鸣，可不是篆刻者自己过瘾。
过去几十年里，蒋跃年给普通百姓刻章，给名人名家刻章，给各国政要刻章，甚至还给娱乐明星刻章。有一年，贝克汉姆来华参加体育活动，蒋跃年应邀亲手为他刻章。蒋跃年说，给贝克汉姆的章用了传统的汉印风格。考虑到他足球明星的身份，字要大气一些，同样也要严谨一些。
信心来自潮水般涌入的日本游客
蒋跃年正在指导学徒
1958年生的蒋跃年，今年58岁。
“我17岁的时候进了长江厂，正赶上中日邦交正常化。日本游客像潮水般涌入上海，每天有好几车日本人来长江厂刻章。”从那个时候起，蒋跃年就看清楚了一件事——“一个民族如果想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，首先要传承和光大自己的文化精髓。”
时至今日，蒋跃年仍然以传承中华篆刻文化为己任。他每带一个徒弟，首先教的不是技艺，而是做人。“真正的篆刻家，首先要有责任感，要有感恩和反哺的情怀。” 当年，与蒋跃年同届学习篆刻的学徒有五十多名，和蒋跃年一样达到独立创作篆刻作品水准的学徒有五、六名。如今，他们有的脱离了体制自立门户，有的则远赴重洋。像蒋跃年这样扎根长江刻字厂的，少之又少。
蒋跃年说，这可能与他个人的艺术取向和人生观有关。他喜欢简单的生活，喜欢和顾客交朋友，喜欢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一点成绩，喜欢一下班就能和爱人、女儿待在一起。
这几年，蒋跃年总被旁人问到“接班”的事儿，他说，的确，愿意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，毕竟需耐得住寂寞，需忍得了诱惑，还需甘于清贫。不过，当年那一车车来华的日本游客给了蒋跃年十足的信心。“我相信，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，我们会越来越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，越来越注重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光大。”
蒋跃年甚至设想，有一天，会有年轻人从喜欢一块石头开始，接着注意到石头上的文字，进而爱上篆刻艺术。